皮凯蒂：欧元区公共债务崩溃后，欧洲出路何在？

“二战”后，即1945—1974年的“光辉三十年”，人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步入另一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向重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中间阶段。除了世袭资本主义，不会有其他资本主义形式长期存在。当时，人们认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唯一职责便是“确保火车安全通过”，也就是确保低通胀水平和货币总额与经济活动大体同步增长即可。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各国政府和舆论一直坚信中央银行首先应该独立于政权，而且其唯一目标应该是保持较低的通胀率。于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立于国家的货币和脱离政府的中央银行应运而生。如果世界两大中央银行——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在危机期间加大货币发行量（2008—2009年发行量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几十个百分点），旨在以低利率——0~1%——出借给私人银行，那么可想而知，这次危机很可能达到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同样的规模，失业率也将高达20%。十分庆幸的是，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懂得规避最坏的情况而且没有重蹈1930年代“廉价处理者”的覆辙。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银行被放任不管，一家接一家地倒闭。当然，中央银行拥有的无限货币发行权必须受到严格的管控。但是，面对大规模危机，不充分发挥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基本作用，无异于自取灭亡。不幸的是，如果说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增大货币发行量的举措避免了2008—2009年危机的继续恶化并暂时控制了火势，那么它同时也导致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监管自2008年以来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而且危机不平等的根源——社会中下层民众收入的停滞不前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被视而不见，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1977—2007年，60%的财富增长集中在1%的最富有人群手中），这显然促进了私人借债的激增。再者，中央银行2008—2009年对私有银行的救助措施并没有阻止2010—2011年经济危机进入新阶段——欧元区公共债务危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此次经济危机的第二阶段，仅仅发生在欧元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负债率（公共债务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0%、80%和200%，欧元区则为80%）高于欧元区，但它们并未遭遇债务危机。原因很简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以低于2%的低利率分别借款给政府，这样一来，不但缓和了市场矛盾，而且稳定了利率。相较之下，欧洲中央银行几乎没有借款给欧元区各国，造成了现在的危机。要对欧洲央行这一特别态度做出解释，通常需要说起德国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欧洲央行可能担心再次陷入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我并不十分信服这一解释。大家都十分清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目前我们面临的威胁不如说是长期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物价、工资收入和生产量下跌或停滞不前。事实上，2008—2009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并未造成实质性的通货膨胀。德国民众很清楚这一点。那么，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几十年来对于公共权力的错误认识最终使得人们面临危机，本能地认为私有银行比政府更能解决问题。在美国和英国，对于公共权力的误解已经达到顶峰，而中央银行最终懂得从实际出发，毫不犹豫地大量收购公共债务。